3月2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他的声音因肺部积液和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而变得低沉沙哑。尽管声音虚弱，但他的话语里却充满了力量。虽然抱病演讲，罗斯福仍坚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把针对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性大规模屠杀，定性为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而这一罪行每时每刻都持续不止、只增不减。他发誓，任何参与此次暴行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他还补充，“对事实心知肚明却参与驱逐波兰犹太人行动，因此导致犹太人死亡的人，与刽子手同罪”。罗斯福还特意提到了匈牙利犹太人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犹太人，他们在匈牙利境内的避难所正面临着灭顶之灾，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意味着暴行的胜利。

  第二天，599名来自荷兰的犹太人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中间还包括老人和小孩在内共239人被即刻送往了毒气室。

  两周后，正值弗尔巴和韦茨勒躲在木材堆里之时，罗斯福抱着最后一丝恢复健康的希望，正准备启程前往华尔街金融家——霍布考男爵伯纳德·巴鲁克的领地，一处与世隔绝、占地16000英亩的种植园。弗尔巴和韦茨勒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几个小时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霍布考庄园中一处白色宽圆柱式的房子中醒来。这栋建筑形似乔治·华盛顿在芒特弗农的住所。尽管天已微凉，天气多半仍是晴朗。罗斯福大概是跟巴鲁克开过玩笑了，说这正是围网捕鱼上岸的好时机，所以他那时应该是带着鱼钩、鱼饵和钓鱼竿坐船出发钓鱼了。

  男爵年岁已高，但他的姓氏年头更久。“霍布考”是一个美国土著词汇，意为在水域之间。16世纪时，西班牙人首次尝试占领这片区域，但在第一个冬季，他们就死了四分之三的殖民者，随后放弃了这块土地。后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在该地修建了一座堡垒，如今这片森林的边缘依旧伫立着英国人的墓碑。

  直到20世纪伊始，霍布考才成为伟大的水稻帝国卡罗来纳低地（Carolina Low Country）的一部分。到19世纪40年代，荒废的稻田成了野鸭和火鸡的栖息地，更不可思议的是老鹰偶尔停留，正如巴鲁克所期待的样貌。1905年，他买下这片土地作为冬季狩猎度假地。巴鲁克是土生土长的南卡罗来纳州人，即使在10岁举家搬迁纽约之后，也依旧没有改过自己的口音。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办公室勤杂工一路青云直上，登上权力巅峰，为六位总统担任财务顾问之职，还是总统们的密友。在华盛顿，他常常与高级官员一同坐在拉菲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一道俯瞰美国白宫。现在，美国总统登门拜访，希望能给自己找回活力。

  霍布考是个宁静的地方，远离华盛顿那一双双探子的眼睛，虽然白宫就没有给那些人任何机会探得什么消息。考虑到总统的身体健康情况不稳定，在他逗留此处期间，布瑞恩和麦金太尔两名医生将与总统的小梗犬法拉一起陪同总统。

  为了迎接总统的到来，提前安排好必要的膳宿，种植园好一阵忙乱。还有一个月总统的有轨电车就会准备就绪，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厌其烦地彻查这片森林，海岸警卫队也在附近各条内陆河流巡逻。同时，美国特勤处正忙着到处敲敲打打。他们到处修建木制的斜坡，好让总统可以到达庄园的各个地方。他们还在大型钓鱼码头上搭起了栏杆，甚至草草配了一条帆布溜槽，用作逃生通道，万一遇上火灾，可从二楼卧室向外逃生；事实上，如果楼梯是可燃的，这些滑道会跟随总统到任何地方，并且白宫也已经准备使用这一些滑道了。因为罗斯福比较担忧会发生火灾。

  在霍布考，罗斯福保持着简单的生活作息，但他的贵族习性也展露无遗。从被粉刷成柔和绿色的卧室向外眺望，能够正常的看到一片荫蔽的草地向下倾斜直通海湾。他会睡懒觉，通常要到9点半才起床，有时还会更晚；但他上床睡觉的时间很早，同样也是9点半。每天早上，他轻轻地按下红木床边的台灯开关，然后从容地看起报纸。当他觉得时间到了，就会开始处理信件。每天从华盛顿飞来的专机都会带来许多需要总统签字的文件，罗斯福养成了在傍晚读信的习惯，然后照例喝上一两杯马丁尼酒，在7点享用晚餐。

  每天下午，总统都会在午饭后小憩，之后往往会出去溜达一圈，他会乘巴鲁克的游艇巡游沃卡漠河（Waccamaw River），或者坐在码头或是亚凯迪亚（Arcadia）淡水池边钓鱼。他会短途出游，观赏种类非常之多的野生动物，比如沙锥鸟、负鼠、野生蛇类，或者随处可见的鹿和野猪。他在贝尔岛花园里四处游玩，那里有壮丽的树木和一座古老的堡垒；当然，有几天，他只是漫无目的地驾车出行。他对开车疯狂着迷。有一次，他的心情罕见地严肃起来，停在这片种植园的边缘，在那里他看见了美国独立战争中陨落的英国战士的风化墓碑。还有一次，罗斯福在毗邻的范德比尔特庄园（Vanderbilt）的海滩上度过了一整个下午，看着其他人站在岸边，朝海浪扔出钓鱼线垂钓，而他的小狗法拉在不远处的沙滩上挖洞。

  罗斯福还曾花上几个小时乘坐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在温亚海湾周边垂钓过，也在巴鲁克殖民地风格大厦的巨大海湾露台上尽情地沐浴阳光。从那里，他能够正常的看到覆满苔藓的橡树林在微风中摇摆，眺望盛开的杜鹃花丛，让目光追随着小狗法拉，看它和一只黑猫在草坪上跳来跳去玩耍。如今他要永远坐在轮椅上了。他几乎丢弃了腿部支架，只有在出席公开场合时才会用到它们。这个月，他几乎淡出了公众的视线。除了睡觉、游玩或钓鱼，他有大量的时间和朋友聚会。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光之一。午饭和晚饭时间，那些热爱他的人簇拥着他。他很高兴地能与他的小圈子一起进餐，包括他的女儿和表兄弟们，还有两个医生和来自华盛顿的各级官员。

  埃莉诺也曾来此短暂地看望他。一天下午，罗斯福甚至招待了澳大利亚总理夫妇。每一天，他一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健康些，就会不停咕哝脑海里出现的任何话题，这让他身边的人时刻都沉浸在政治、政策和昔日故事里，尤其是他钓鲷鱼和鲈鱼的特长；他和老朋友巴鲁克也毫无顾忌地追忆起往昔来。医生布瑞恩将罗斯福称作“健谈大师”，这话一点儿也不离谱。用布瑞恩的话来说，比如在午餐晚餐时间，罗斯福能让同样的话题变得尤为生动。

  即便当时他的身体不容乐观，他依旧性格张扬，和身边的人比起来显得鹤立鸡群。他也非常爱开玩笑，会调侃戏弄那一小撮显然为了采访他而在附近闲逛的记者。有一次，他给他们点了一轮波旁威士忌。

  然而，短途旅行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每天，罗斯福最痛恨的宿敌之一，查尔斯顿（Charleston）报纸《新闻信使》（News and Courier）的主编威廉·鲍尔（William Ball）都会写社论严厉地抨击总统的此次游览。对这些言论他通常不予理会，不过巴鲁克出于南方人惯有的礼节，跋涉了60英里到查尔斯顿，告诉鲍尔，只要总统还处于参观拜访期间，就应该停止发布这些苛刻的社论。

  但无论如何，霍布考的休养仍离不开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和平将以哪种形式实现？还有投降的问题，诺曼底海岸的战争问题，日本对国内外的威胁问题，纳粹分子滥杀无辜平民和军人大量死伤的问题。美国和同盟国能够有所行动吗？他们会行动吗？所有这样一些问题都等着总统拍案决策。许多人会好奇，霍布考男爵是否能给罗斯福休息的机会，让他有时间激发灵感，然后像1941年初在加勒比海的美国军舰塔斯卡卢萨号（Tuscaloosa）上那样，想出类似于大胆节省英国军事花费的《租借法案》这种绝妙点子？对于总统和那些指望他的人来说，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而在奥斯维辛，有两个人却拒绝等待，他们在高耸的桦树林中竭力狂奔，直到跌倒在空地上。弗尔巴和韦茨勒猛地扎进草地里，开始匍匐爬行。他们了解自己正在和时间赛跑，天亮后被发现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他们还知道这一片区域埋有许多地雷，但对此束手无策。最后，这两个人到了一处他们认为是溪流的地方；事实上那是一条壕沟，堆满了不知什么东西——骨灰？弗尔巴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触摸那些沙子，光滑又雪白。他明白沙子——任何沙子——都是致命的。弗尔巴想，“一旦踩在上面，我们的脚印就会像一盏明灯，成为指引巡逻队追踪的方向标”。但沙地绵延无尽，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快速前行，朝着一块厚厚地覆满了低矮的欧洲蕨的沙地猛冲而去。黑夜中，他们既不能跑也不能爬。他们能模糊分辨出各个路标的轮廓，却不敢划起一根火柴去看上面到底写了什么。黎明很快就要到来，朝阳即将冲破东边的天际。他们身上很脏，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还由于饥饿而虚弱无力。但他们仍旧奋力前进，气喘吁吁地踏出了一步又一步。他们远远看到了一片森林的轮廓。茂密的树林为他们提供了躲藏之处。如果他们能够逃到那里，也许就能躲过德国人的追捕了。

  接下来弗尔巴看到了另一块路标。他们是靠近了一座小镇吗？他仔细地浏览上面的德语：“注意！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任何在这片荒野被发现的人都格杀勿论，无须警告！”

  不知何故，他们仍旧被困在集中营范围内。弗尔巴从来没有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区竟然有这么大。这会儿，一道明亮的粉红色霞光划破了天际。弗尔巴和韦茨勒已完全暴露，他们知道必须到森林里去。

  然后，他们隐约听见了德国人的咒骂声和叫喊声。就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他们看见一队劳役的瘦弱妇女步履蹒跚，全副武装的党卫军人们正呵斥着她们。死亡的气息萦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每个角落。韦茨勒和弗尔巴紧贴着地面，惊恐地喘着气。好在德国人的声音并没有靠近。囚犯和领队的党卫军继续前行，两人仍然没有被发现。但目前来看，他们知道不能再起身站立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紧贴地面蜿蜒爬行，穿过一片玉米苗田，爬过几个洞穴、几处洼地和数条沟渠。此时，第一道曙光取代了黑夜，天色又渐渐转成了白日艳阳。当他们最终抵达森林时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这迫使他们继续往茂密的冷杉林里前行。现在，他们至少有了树林的遮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埋头前进，直到听见正前方发出的人声，约有数十人之多。弗尔巴和韦茨勒钻进一些矮树丛里偷偷窥视，他们看见一大批希特勒青年禁卫军成员，肩上斜挎着背包，正在野外徒步野餐。就在两人藏身的不远处，年轻的德国人坐在树荫底下，津津有味地享用着三明治，嬉笑打闹。弗尔巴和韦茨勒缓缓爬进一簇灌木丛中，静静躺下。“我们被困住了，”弗尔巴回忆，“这次不是党卫军困住了我们，而是他们的孩子！”

  大雨渐成倾盆之势，这些希特勒青年禁卫军匆忙收起他们的背包跑开了。雨水浸湿了地面，弗尔巴和韦茨勒也淋成了落汤鸡。但这阻拦不了他们，在泥泞中不屈不挠地坚持行进了几个小时，途中躲过了另一队押解另一群女囚犯的党卫军巡逻队，最后，他们停在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边。即使紧张与恐惧交织的情绪一直驱使着他们不断前进，现在他们也已经筋疲力尽，累到无法思考。

  在他们熟睡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党卫军军队正全面搜查郊外地区，或处于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搜捕这两名犹太逃犯，正如他们过去搜捕其他被捕者一样。至今，还没有任何一名犹太人成功逃出过奥斯维辛集中营。

  党卫军的各条电报线因为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紧急状况震颤不停。武装党卫队陆军少校哈滕斯坦就这次逃脱的相关情况向震怒的德国盖世太保指挥所发去了电报。这份电报的数份复印件传遍了整个纳粹帝国，摆在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的党卫军行政总部的桌面，还有盖世太保的每一位长官、帝国保安部的每一处网点、每一支刑警部队的桌上，当然还有边境线上的各大总部。整个第三帝国的上层领导，甚至包括希姆莱本人，都知悉了此次囚犯越狱的消息。这份电报强调了搜捕的重点，明确列出了弗尔巴和韦茨勒的姓名，并将此二人认定为犹太人。电报以下文作结：“诸位需展开深度搜捕，一旦抓获逃犯，需向奥斯维辛集中营发送完整的搜查报告。”

  弗尔巴和韦茨勒全然不知针对他们所展开的全方位搜查，但如果说先前的逃跑尝试教会了他们什么道理的话，那么就是对敌方而言，逮住在逃犯人永远是首要目标。他们也知道，若是最终被捕，酷刑之后只有一种下场——公开处决。弗尔巴记得苏联战俘德米特里·沃尔科夫曾明确警告过他要远离人群，因为德国军民都被告知，一见到犹太人或是来历不明的游手好闲之人，就立即开枪。同样，波兰的公民也被告知，如果他们帮助囚犯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帮助游击队员同纳粹党人作战，他们就会被处死。

  弗尔巴估计，在他们到达斯洛伐克边界相对安全的地带之前，他们还要穿过绵延约80英里的、纵横交错的波兰乡村。他们尽可能地沿着索拉河的水流方向前进，因为水流几乎以一条直线从南流到北。但沿途的每英尺道路仍困难重重。一方面，他们已经十分清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两人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底。他们身上脏乱不堪，恶臭难闻，四肢苍白无力，脸上清晰地留着苦难的痕迹。尽管穿着荷兰式大衣，他们看上去仍显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食物和水，只能想办法觅食。

  起初，他们只知道，视线前方除了从身后的地平线延伸到另一头的漆黑，什么都没有。后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抬头看见了黑暗中令人惊恐的熟悉轮廓——瞭望塔、小屋以及劳作的工具材料。瞭望塔？小屋？逃了两天一夜后，他们还是没能逃出奥斯维辛的全部疆域——只是逃离了奥斯维辛的一角。他们很清楚，破晓时分，灯塔里就会有人轮值，而平坦开阔的地面将一览无遗，他们铁定会被发现。他们的心脏怦怦直跳，回头绕路远离瞭望塔。最后，当天空渐亮成一片灰白色时，弗尔巴和韦茨勒发现一处树木繁茂的地方。他们溜到树林里，发现了一处灌木丛。他们迅速折断树枝遮住身影。在树枝和灌木丛的隐蔽下，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调整休息，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安全的地方。

  其实，他们并没有。当薄薄的晨曦从地面散去，清晨的太阳爬上天空，两人惊醒了。他们不在树丛里，而是公园的中间。并且这不是一般的公园，而是一个高级公园，一个仅限于党卫军及其家属使用的公园。小路紧靠着灌木丛，党卫军官员穿着绿色的制服，挽着身旁的女朋友或妻子一起散步，狗儿摇着它们的尾巴，在草地上打滚嬉戏，比赛嗅灌木丛。党卫军的孩子们精心打扮，一头金发梳理得齐整美观，咯咯笑着四处乱跑。弗尔巴和韦茨勒在灌木丛中一动不动，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们的运气是否已经用尽，这里是不是他们的终点？

  突然，在附近玩耍的两个孩子径直跑向灌木丛。弗尔巴和韦茨勒发现自己正直勾勾地盯着对方又大又圆的蓝眼睛，四目相对。

  弗尔巴和韦茨勒已瞥见小孩的父亲，他穿着一级军士长的制服，手枪插在低挂在上的手枪套里。两人拔出他们的刀。孩子的父亲跑到灌木丛那儿，盯着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随后转过头来，让孩子离开。弗尔巴最后看到：一级军士长用镇静的语气和他惊慌失措的妻子交谈。他们真是走运——那名德国人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两名纳粹同性恋，他们在幽会。眼下，精心罗织的搜索网已然出了纰漏。幸运度过这次惊吓之后，弗尔巴和韦茨勒敏锐地意识到，纳粹将会加强对他们的搜索。他们待在原地直到天黑，然后朝着他们猜测是贝兹基德山（Bezkyd）的方向进发。

  到那天为止，贝兹基德山的名字来由仍是个谜——从斯洛伐克的边境绵延至东，北至波兰边境，并从上摩拉维亚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一路绵延到乌克兰。在波兰和斯洛伐克边境沿途的最高点，山峰海拔达到1000米，那里山峦叠翠，风景秀丽，巨型杉树直冲云霄，冰雪融汇成冰冷的山间小溪，横穿山谷。还有一些小村庄零星分布在山坡上。

  他们看到了远处闪烁的灯光，一度确信这必是别尔斯科镇（Bielsko），这意味着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计划是绕过小镇，避开所有人朝南，往边境去。然而，镇上的灯火一个接一个熄灭，最后眼前一片漆黑。弗尔巴和韦茨勒迷路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无缘无故走了回头路——最后又走回德国。接下来，他们还是选择避开小镇，向西走了很远，却很快发现自己正走在镇上的主街道上。太阳慢慢升起，武装民兵巡逻队迟早会发现他们。走进别尔斯科真是错得离谱。这里的犹太人不能说自己会讲意第绪语，大多数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在战争期间都被屠杀殆尽。此外，尽管这里属于波兰，却有约85%的居民都说德语。

  扫视一番确定没有巡逻队出没后，他们悄悄出城了。但是，他们已不像在牧场和森林那样安全。唯一的选择是前往隔壁的小村庄比沙洛维（Pisarovice）。不过破晓之前，他们赶路的时间是有限的，前进的同时，时间也在一点一滴流逝。到达比沙洛维小镇时，天色已经大亮了。如果他们被别人看到，就和判处死刑没多大区别了；事实上，那四名从奥斯维辛越狱的斯洛伐克人就是在偷偷穿越小镇的时候被抓住的。弗尔巴和韦茨勒清楚，唯一的办法是心怀侥幸地去寻求帮助。如果他们敲开的是一户像纳粹一样，对犹太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反犹主义人家，那么他们就完了；如果敲开的是一扇德国人家的门，他们同样也会完蛋；即使敲开的是一名富有同情心的波兰人家，他们也还是相当危险。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看到了一座饱经风霜却整洁的房子，坐落在街道的一处，还有小鸡在自由散漫地踱着步子。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偷偷潜进后院，焦急地敲起了后门。

  门开了一条缝，出现了一位老妇人，还有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问是谁在敲门。老妇人看上去很朴实，是个农民，显然还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弗尔巴和韦茨勒尽可能用贴近波兰口音的传统波兰话跟她打招呼——“赞美基督之名！”“愿基督的名字永远传颂，阿门。”她回应，邀请他们进门。

  “我的俄罗斯语说得不太好，”她迟疑着，“但你们的波兰语讲得挺好。你们现在一定很饿了吧。”她把他们让进厨房，给了他们一些煮土豆，还有一些代咖啡饮品。她是个健谈的妇人，花了些时间问了一下他们的详细情况。她说，德国不断地巡逻监视着这个开阔的村庄，因此，白天在这里走动是很危险的。她强调，所以他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山里的安全区离这里还有好几个钟头的路程。似乎是暗示弗尔巴和韦茨勒自己值得信赖，她补充说她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别的儿子也都在集中营里。她并没有说明是在奥斯维辛还是其他集中营。

  这时房门突然开了。弗尔巴和韦茨勒抬起脚，准备战斗或是逃跑。然而来访的只是一位老人，他抽着一支很古旧的烟管，对他们说了声早上好，还问他们是否可以帮忙劈柴。出于心中尚未退却的感激之情，他们很乐意干这活。就像做梦一般，此前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可以工作、吃饭、睡觉的地方让他们如此心怀感激。当晚，年老的犹太妇人为他们提供了一顿土豆汤和熟土豆，之后又领他们去谷仓。在那里，他们躺在一堆干草上，幸福地陷入了梦乡。

  是那名老妇人，她的语速很快，告诉他们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她给了他们些咖啡，还塞了四枚波兰马克在弗尔巴手里。弗尔巴想起朋友沃尔科夫曾告诫过他，不要收取他人的钱财，于是他推拒了。老妇人坚持把钱给他，说：“就当做是幸运符吧！”

  他们在夜间行进，那时的气温更低，借着星光和明月投射的光，他们寻找着田野或泥土里的天然沟槽。他们白天睡觉，像远离人烟一般尽可能远离树林里嚎叫的野兽。虽然长达几小时的路途令人疲惫沉闷，但他们从未停下。两天后，他们几乎奇迹般地走过了前往斯洛伐克的一半路程。他们的目标始终如一：在没有碰到人的情况下尽量多走几个小时。

  站在山上，他们可以看到脚下的一个小镇。现在，走过了奥斯维辛的边界，他们可以深吸一口气了，空气清新而洁净。附近是索拉河。至于村子，他们记得奥斯维辛那些被捕的斯洛伐克人说过，德国军队有重兵武装驻扎此地。他们向下俯瞰小镇，知道可以规划路线绕过那里。突然，响起一阵尖锐的声音，像猛烈的掌声，又像是爆竹声。一颗子弹直接擦着头顶呼啸而过。邻近的一座小山上，他们看到闪烁的枪火。一队德国巡逻兵带着咆哮的猎犬，正朝他们追来。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用某种办法先爬上山顶，再取道山谷下方。

  他们僵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跑，双脚在潮湿的石头和初春厚重的积雪上打着滑。周围子弹飞舞，擦着岩石而过。巡逻队穷追不舍，极速逼近。韦茨勒在一块巨石后找到了掩护，但弗尔巴却绊倒跌进了雪地里，他的脸贴在地面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他听到有人呼喊：“我们抓到他了！”紧随其后的是猎犬和巡逻队员从后头山坡上冲下来的声音。但他们没有抓到他。弗尔巴跳起来，扔下身上沉重潮湿的外套，直奔那块巨石。下方再度传来德国人开枪射击的声音，猎犬也在嚎叫。弗尔巴和韦茨勒一起脱下衣服，一头扎进山谷底部一条流速极快的冰河里——流水冰冷刺骨，弗尔巴又一次打滑，被水流卷下了水面。不过，水流和石块推着他们前进，或许河流会洗去他们的气味，混淆猎犬的嗅觉，他们心想。心中惴惴的弗尔巴和韦茨勒泡在水里，然后游上了岸，奔跑着穿过厚厚的雪地。这片积雪有时要到他们的膝盖那么深。当他们钻进树木的重重掩护，再也听不到猎犬的狂吠时，筋疲力尽的他们滑进一道沟渠，把自己埋在灌木丛下。

  每一根树枝剥裂，每一阵飒飒风声，每一片雪花从下垂的枝桠抖落向地面，都给他们带来了一波又一波惊惧。但几个小时后，狗吠声渐息，脚步声也听不到了。弗尔巴和韦茨勒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但他们仍然要想办法赶去波兰边境，再以某种方式偷渡进斯洛伐克。

  夜晚依旧寒冷，他们颤抖着入睡。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充饥，填满肚子的只有积雪和结冰的溪水。他们几乎无法活下去，还必须保持警惕，沿着阴暗的、远离回头路的崎岖小道前行。到了这一步，任何一个人都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可以轻易想象自己在某个荒草丛生的无名之地被射杀或斩杀。弗尔巴肿胀的双腿令事情变得更麻烦了，他不得不穿着靴子睡觉，连行走都困难。

  他们精心制订的计划眼见就要分崩离析。之后，他们跋涉穿越一片牧场时，迎面遇上了一位波兰老妇人。她在羊群里佝偻着腰，驼着背。弗尔巴和韦茨勒沉默地盯着她看，她也盯着他们看。自始至终，弗尔巴都在心里算计着下一步。这个老妇人给他的感觉很不好，而时间也所剩无几。现在他走路蹒跚得厉害。他们不但迫切地需要食物，还需要前往边境的向导指引。奥斯维辛的讯息每拖后一天揭露，就有更多的犹太人遭到屠杀。该怎么办？如果她给他们找麻烦，那么他们就打算勒死她——或用刀杀了她。于是，他们赌了一把。“我们想要去斯洛伐克边境，”弗尔巴告诉她，“您可以给我们指个方向吗？我们刚从一个集中营里逃出来。”然后，他压低嗓门补充了一句令人咋舌的话：“从奥斯维辛来。”

  老妇人仔细地打量着这两个满身汗臭的肮脏流浪汉，既不害怕也不吃惊。令人费解的是：老妇人看起来和他们一样并不相信对方。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盖世太保会经常打扮成逃难者或犹太人，好揪出波兰游击队员或波兰“叛徒”。因此，怀疑相生，恐惧相长。

  “在这等着吧。”老妇人压着嗓子说，她会马上给他们送来食物，还会叫一个男人晚上过来帮助他们。弗尔巴和韦茨勒环顾四周，发现他们身处的小山正位于一座桥梁和一片黑暗的森林之间。

  他们心里迅速估算了一下：他们距离森林比桥梁近得多。如果德国巡逻队到这里，必须经过那座桥梁，就能给两人足够的时间避开巡逻兵，甚至很可能在德国人发现他们之前，就能逃到森林里去。现在他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两个小时后，一名12岁左右的小男孩过了那座桥，他提着一袋装着熟土豆和些许肉的包裹，蹦蹦跳跳上了山。两人像贪婪的动物，用手拿起食物，狼吐虎咽起来。男孩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告诉他们：“天黑时我奶奶会回到这来。”小男孩像来的时候一样蹦蹦跳跳地回去了。但弗尔巴和韦茨勒仍然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诡计。他们激烈地争论到底该等下去还是离开。但他们都相信必要时能迅速逃进森林，因此决定继续等。

  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下，夜幕低垂，寒冷再度降临。他们数着时间，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老妇人，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男性，穿着破烂不堪的农民衣服，挥舞着手枪。弗尔巴绷紧了神经，双腿战战，现在他心里已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们都保持沉默，直到老妇人给了他们更多的食物，他们再次狼吞虎咽起来，用手指抓起一大块食物就往嘴里送，几乎没有咀嚼就吞了下去，不等食物完全咽下，他们又把自己的嘴巴塞满了。看到如此壮观的吃相，波兰男人发出了咯咯笑声，他把枪拿开，笑道：“只有集中营的逃犯才有如此吃相。”波兰男人对弗尔巴和韦茨勒解释了自己先前的担忧，他一开始还怀疑他们是装扮成“诱饵”的盖世太保特工。他邀请两人去他的家里，并保证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越边境。

  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下山坡来到山谷，小心翼翼地走向那座小农舍，进入了波兰男人的家。弗尔巴的双脚已疼痛难忍，甚至无法脱下靴子。他用刀片（备来自杀之需的那把小刀）小心地割开靴子，缓解双脚的肿胀感。波兰男人给了他一双拖鞋，之后还提供了一件更加珍贵的东西：一张实实在在可以睡上去的床。第二天，弗尔巴和韦茨勒神清气爽，在波兰男人的家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晚饭过后，波兰男人告诉他们是时候出发了。

  他们沉默地走着，直至波兰男人突然停下，告诉他们，每隔十分钟就会有一队德国巡逻兵经过这里。他们得一直藏在灌木丛里，等下一队巡逻兵出现，然后一口气冲过去。几分钟后，三个男人听到了说话声和脚步声。这是一队德国兵团，就在距离三人触手可及的地方经过，他们的手指甚至能摸到他们的制服。但是巡逻兵的眼睛只盯着前方，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看，迅速走开，消失了踪影。三个男人继续前行，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步行两天后，一片安静开阔的空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领路者停下来，伸手指给他们看：“看到那里的森林了吗？那就是斯洛伐克。”就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像是宇宙的另一端。波兰男子告诉他们：立刻就会有其他德国巡逻兵到这里，他们一离开，就得马上行动。“我很高兴可以帮助你们，”男子补充道，然后他看了看弗尔巴的脚，“希望这双拖鞋可以撑到最后。”言毕，他们的领路人转身消失在黑夜里。

  难以言表的两年牢狱生活里，弗尔巴和韦茨勒紧抓着希望，精心呵护。他们几乎学会了睁着一只眼来入睡，封闭着内心一天天地活下去。他们曾怀疑自己能否活下来，怀疑外面的世界会不会解救他们。现在他们正走向外面的世界。看着德国军队经过他们的藏身之处后，他们竭力猛冲，越过了边界，奔向自由。那一天是1944年4月21日。

  他们只有三周的时间了，把奥斯维辛的致命真相揭露给匈牙利人、罗斯福还有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向他们发出警告。自此，那个灾难时代里一场非同寻常的历史洪流将倾泄而出。

  弗尔巴和韦茨勒知道，不能一直躲在森林里，必须与当地的犹太人进行联络。这意味着他们得走到镇子里去，而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他俩是生面孔，还是一眼就能被认出的逃犯，而且斯洛伐克是德国的同盟国，受其控制。不过入境才几小时，他们的机会就降临了。他们从树丛里走到一片田地上，前面有个穷苦农民直着腰杆盯着他们看。弗尔巴和韦茨勒决定相信他。“我们需要帮助，”弗尔巴告诉他，“我们必须赶去恰德察（Cadca）。”

  农民咧嘴一笑：“你最好先到到我这儿来，穿成这样可走不了很远。”农民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小屋里，从自己微薄的储备物资里拿出了几件农场衣服给他们，还告诉他们到达镇上的最佳方式是坐火车。三天后，他会坐火车到当地集市卖猪。“你们帮我照料这些猪的话，就不会有人来问任何问题。”弗尔巴和韦茨勒等了三天。农民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把猪运到集市卖掉之后，就带他们去了当地的一名犹太医生——波拉克医生（Pollack）的办公室，假意是为了治疗弗尔巴的脚。当初纳粹迫切需要医疗救护，并没有将波拉克遣送到奥斯维辛，反而让波拉克医生留在司令总部，为德国同盟军斯洛伐克军队服务。但事实上，弗尔巴认识波拉克医生。他差点跟弗尔巴上了同一批次的火车。现在弗尔巴成了医生的传讯人，告知他所有被安置到北方或东方的亲戚实际上都已经死了。波拉克医生颤抖着双手，包扎了弗尔巴的双脚。

  第二天早上，弗尔巴和韦茨勒踏上了前往日利纳（Zilina）面见犹太领导人的路途。弗尔巴光着的脚仍包着绷带。

  在犹太教会的日利纳总部，弗尔巴和韦茨勒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奢华舒适的待遇。理事会成员大多博学沉稳，与各行各业都有联系——确实如此。与斯洛伐克犹太人的代言人们见面后，弗尔巴和韦茨勒在一处温馨的餐厅里用餐。餐厅的桌子上铺着整洁的桌布，放置着洁净闪亮的盘子和餐具。他们享用了从未吃到过的精致食物。吃完甜点后，他们抽着雪茄，喝着雪利酒，激情洋溢地说个不停，复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有肮脏细节。他们情绪高涨，一吐为快。尽管如此，有那么一刻，热情洋溢的弗尔巴顿住了，他抬头看向这里的主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看上去显得有些莫名的善变且谨慎。

  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人有种错觉，或者说至少他们徒然地希望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事实上是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只是在工作营或集中营里埋头苦干，战争结束后就可以返回家乡。可是犹太理事会井然有序地保存着各类记录，在厚重的分账本上手工记录着纳粹从斯洛伐克带走的每一名犹太人的名字。他们从弗尔巴离开的日期问起。“1942年6月14日。”他点了点头。然后是下一个问题，“你从哪里离开的？”“诺瓦基。”账本又翻了好多页。“你能说出同一批次火车上任意同行者的人名吗？”弗尔巴说出了同一个囚厢里的三十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记录在册。

  满腹怀疑的犹太理事会成员将弗尔巴和韦茨勒分在不同的房间，反复盘问了数小时，冷静地一再核对各种细节。弗尔巴的记忆力极佳。尽管起初有些卡壳，但还是回忆起了大部分事实。很快就可以证明他不是胡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有据可查。

  弗尔巴和韦茨勒艰难地带着他们游历了一回奥斯维辛地狱，随后理事会终于明白一场更深远的危机迫在眉睫。他们脸色苍白，浑身战栗，表情从怀疑到恐惧，又从恐惧变成悲切，再从悲切化为了焦急。到夜晚结束之时，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写满了60页，没有空行，其中包括了关于奥斯维辛和比克瑙集中营运作方式极为详细的介绍，内含长排营房的草图，以及火葬场和锅炉的位置所在。只待向世人公开这些真相。党卫军的列车还在踩着单调的节奏，隆隆作响朝着北方开去，理事会向弗尔巴和韦茨勒承诺，这份报告将于次日交付匈牙利人手中。他们相信，英国和美国迟早也会看到这份报告。

  那一夜，弗尔巴和韦茨勒在柔软的床铺上陷入了香甜的梦境，内心兴奋难抑，想到匈牙利犹太人很快就会收到预警，他们深感宽慰。那天是1944年4月25日。在4月28日，奥斯卡·克拉斯纳斯基（Oscar Krasnansky），一名化学工程师，同时也是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一名斯洛伐克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到日利纳会见并询问了弗尔巴和韦茨勒，然后将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递交给了匈牙利犹太救济委员会的领袖鲁道夫·卡斯特纳（Rudolf Kastner）。当弗尔巴问起报告是否已交到匈牙利人手中时，对方宽慰他说：“是的，他们已经收到了。”

  与此同时，罗斯福在霍布考逗留的时间从两星期很快变成了三个星期。到了第三周，病弱的罗斯福沉浸在了一种隐秘的喜悦当中。与他曾有过一段激情外遇的老情人露西·默瑟·拉瑟弗德，从她寒冷的家乡艾肯（Aiken）一路驱车赶来。为了她能来这一趟，伯纳德·巴鲁克不得不把自己的汽油消耗定额优惠券给她。这场富含浪漫寓意的私会是罗斯福的女儿安娜安排的，到底这是柏拉图之恋还是别的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但我们能知道的是他爱慕着露西，露西也爱慕着他。霍布考的访客记录上从未登记露西的名字，但她可能在那里逗留了一周之久。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随后写道：“露西从位于艾肯的家中一路驶来，心中仍怀着对这个性格开朗又孤独病弱的男人的爱意。霍布考的随行人员将她的拜访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却没有向母亲提起一个字……她所信任的顾问，比如伯尼·巴鲁克，也成了保守这一秘密的共犯。”

  不过，罗斯福在霍布考的日子依旧不是事事如意。4月28日，罗斯福被告知他的好友兼内阁成员——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七十。这消息显然令罗斯福倍感慌乱和惊吓。

  午餐后，他便汗如雨下，整个身子开始抽搐。他感觉到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还觉得恶心反胃。他的脖子也疼得厉害，血压攀升至240/130，创下了吓人的新高。罗斯福以不服输的性子克制住了自己的恐慌，他的医生也是。布鲁恩医生诊断得出，这是罗斯福患上的另一个毛病——胆结石，于是让他连续卧床休息两天。他和麦金太尔还认为，罗斯福无法前往华盛顿出席诺克斯的葬礼，还得多花一周时间待其康复。当天晚些时候，罗斯福为了缓解疼痛，接受了可待因皮下注射，得以在晚上向媒体发表关于诺克斯之死的简短声明。然而，罗斯福身上的痛苦又顽强地持续了三天。

  尽管他的医生公开否认，但罗斯福的身体显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的血压依然很高，每天都要吃很多洋地黄，依旧几乎无法工作。

  4月28日晚上，当病弱的罗斯福在南卡罗来纳州痛苦地辗转反侧时，盟军的突击部队正在英国西南海岸上一片安静的陆地——斯拉普顿沙滩（Slapton Sands）上进行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军事演习，行动代号“老虎”，是霸王行动长达一周的全面预演中的核心部分。这次预演在严格保密下进行，为确保该次演练尽可能贴近现实，盟军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全部使用真实弹药和海军火力，就连防御工事也是在对隆美尔在诺曼底修建的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进行最精确的估测后，模仿建成。不仅如此，德文郡晶莹闪亮的海岸与犹他海滩（Utah Beach）也惊人的相似，包括海岸背后的白垩崖石也一模一样。

  晚上的联合军事演习聚合了大量兵力，约有3万人已确切获知他们将以军团形式前往法国。突击队“O”是奥马哈海滩（Omaha），“G”是黄金海岸（Gold），“U”是犹他海岸，“J”是朱诺海滩（Juno），“S”则是剑滩（Sword）。当中有步兵师、战斗工程师以及第七十号坦克营。另有游侠营、海军海滩营、第八十二号空降师，还有化学营队整装待发前往消除毒气。甚至还有坟墓登记员来照顾死者；诺曼底登陆日那天，士兵们将被告知，任何人都不得停下来帮助伤者——这痛苦的任务将留给医护人员和登记人员来完成。

  演习过程中，部队在备战区集合，接受任务指令，随后登上他们的登陆舰，坦克队和弹药供给部队紧随其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官没有遗漏任何角落，或者说，在这天晚上看来是如此。总而言之，有337艘船参与其中。航程经过精确计算，确保用时和里程与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诺曼底大致相当。彻夜未眠、汗流浃背的男人们在渡船上等待登陆时，要准备好迎接即将来临的海岸地区的大规模轰炸。两栖登陆作战的早期演练已加入了海滩上的大规模实弹射击，让士兵们对隆美尔准备的一切手段有所应对。按计划，在他们登陆之前，海滩应当已被清理干净，不过信号失误造成一些舰艇在炮击停止之前就抵达海岸。军队冲上海滩，却被自己的枪射出的弹药袭击。

  男人们架起枪，点燃香烟，海水平静得令人惊异。空气凛冽，能见度很好，士兵们士气高涨。几个小时之前，白昼的最后一丝光芒还在闪烁时，美国第四步兵师的突击部队成功登陆，并在斯拉普顿沙滩上岸。此时，英国皇家海军杜鹃号（Azalea）断后，舰队准备发起夜袭。这是一个壮观的场景，八艘盟军的登陆船只稳步向斯拉普顿沙滩推进，船上满载进攻必备骨干：工程师、化学专家、军需部队，防水箱和吉普车就更少不了。

  然而，部队和指挥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就在这片水域的对岸，隆美尔大西洋壁垒中的德国情报站正稳稳当当地截取美国交通广播的报道，其中就包括即将开始的突击演习。尽管这只是一次演习，但一次演习就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噩梦——德国已经警觉到盟军的活动。

  突然间，一切都乱了。九艘增压德国鱼雷艇如幽灵般从黑暗中浮现，进入莱姆湾（Lyme Bay），它们通体漆黑，隐匿在夜色里，在观测电台的沉默中畅行无阻地移动。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酝酿中的灾难，始于人为的失误。刚过午夜的时候，一艘随行的英国纠察船认出了德国鱼雷艇（那时敌舰已经穿过了西边的盟军防线，这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疏忽）。报告很快就送达英国的一艘小型护卫舰上，但没有传给美国船只。因为命令中的印刷错误，美国舰艇使用的通讯波段和英国海军司令部的不是同一个。这些错误的代价是昂贵的。

  稍纵即逝的一瞬，一些美国人还认为，这些百尺之外的德军进攻船只可能是演习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的密码本里有一串特殊信号，如果发现了德国船只的舰队，他们可以发送“W舰队袭击”的信号。然而他们根本没起疑心，也没有采取任何防御行动，所以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德国的鱼雷艇开火了，美国人感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颠簸，然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德国鱼雷在毫无准备的美国船只上炸出大洞，水柱喷涌而出。在士兵们惊恐的目光里，被击中的坦克登陆舰531号迅速变成一片火海。鱼雷穿过了船只的右舷，在甲板上第一次爆炸，然后引爆了发动机舱。整个过程中美国人束手无策。几秒钟内，更多的鱼雷击中了目标。火势一开始似乎还是可控的，但很快它们开始以指数增长的速度蔓延，甲板上的汽油让火势越来越大，猛烈的爆炸连绵不绝。人们在奔跑着，磕磕绊绊，跌跌撞撞。高温和浓烟太过浓烈，气喘吁吁的消防队员只能被迫放弃灭火的努力。很快，火焰的爆裂声和士兵们疯狂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他们在求救，在被活烤，惨不忍睹。残肢与没了头的尸体散落四处，空气中弥漫着肉体烧焦的气味，四处流淌的血液和咸咸的海水交融在一起。

  天空在明亮的黄光和白光下颤动——德国人发射了镁照明弹。美国人试图还击，但无济于事。反击也无用的情况下，舰队决定各自逃跑。而这居然也行不通。在别处，德国鱼雷炸穿了第二艘登陆舰289号，但它的损伤还不算致命：到处是扭曲的钢筋、损坏的洞孔、燃烧的油；船失去了尾翼，但经过猛烈反冲，它幸存下来，挪进了港口。另一边，鱼雷冲出水面，朝着登陆舰58号冲去，船舰惊险地避开，船上的美国军队看得目瞪口呆。507号就没那么幸运了。士兵们争先恐后开枪回击时，船底发生了两起雷鸣般的爆炸，燃起熊熊大火。很快水就从船体的洞里喷出，漫过两侧，电源被切断。警报响起通知人们弃船，但突然之间，船身翘了起来，然后开始摇晃。绝望的人们在甲板上乱跑。只有六分钟的时间，船就沉没了。在战斗的过程中，其他五艘船只也同样被破坏了。

  战争中有很多让人丧命的方式，而这是最残酷的那一种。士兵被困在甲板下方，被浪潮迅速吞没，数百疯狂士兵和水手同他们的船只一起沉入海里。混乱中，有些人的状况似乎还好，设法跳进了海里。但还是有很多人死于溺水，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使用救生衣，他们把装备裹在腰间，而不是腋下。其他一些人死于浸满了水的大衣太过沉重，他们只能略微挣扎一下，然后就几乎是以慢动作的样子消失在水里。还有人被冰冷的海水冻僵，他们一边尖叫求救，一边没入海里，体温过低而死。

  那些成功自救的人，则抱住他们的救生筏，一个人静静地颤抖哭泣，感谢上帝居然让自己幸存了下来。他们侥幸偷生，但一想起看到的一切，想到战友的生死不明，他们仍然感到悲痛。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还会发生什么，他们能否被发现，也同样令人感到害怕。

  如果说演习变成了一场悲惨的错误，那么营救工作也同样如此。夜越来越深了，有更多抓着救生筏的人泄气了，干脆放弃希望，而救援船只几分钟后就会驶进莱曼湾。一支盟军船队向西急行驶向斯拉普顿，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海员们抵达后，被大屠杀的景象惊呆了。整个场景似乎悬浮在一片毛骨悚然的不安的死寂中。数百具肿胀、烧焦的尸体在水面浮动。大多数人的衣物紧贴在身上，钢盔扣得紧紧的。事实上，很多人双手严重烧焦，脸部烧黑，以至于从远处看去，救援人员还以为他们是“有色人种部队”。此外还有数百块面目全非的尸体，在海水里流着血。

  周遭的热量仍然可怕，烟雾浓重，空气发烫，弹药还在爆炸。海水表面覆满油污，大火继续疯狂地烧着，发出嘶嘶声、噼里啪啦声以及爆裂声。尸体、残骸、扭曲的钢筋和其他残留物——救生圈、、弹药筒、下沉的坦克、烧焦的吉普车和荒唐错位的卡车——全都被地狱般的光芒照亮。

  此时，还有许多麻木、疲惫的幸存者正大口呼吸着混杂了血、燃料和咸海水气味的有毒空气。他们拼命爬上救生筏，击退睡意，在浓雾和冷到难以忍受的海水中漂浮了几个小时，等待着救援。一些人则完全放弃了。

  整整一夜直到次日清晨，救援队含着泪水，试图尽可能拯救生还者，寻回死者的遗体，但常常都是徒劳。一位海军军官回忆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悲惨的事情。”英国的救援人员称之为“可怕的景象”。接连数日，不断有尸体被冲上海岸。死亡人数总计749名——551名士兵和198名水手——这是整场战争中代价最高的演习；另有300人受伤。事实上，相比真正的犹他海滩战役，死在这场演习中的人更多。就此说来，诺曼底登陆中牺牲的美国士兵，更多是死在那一晚的斯拉普顿沙滩上，而非诺曼底登陆日的奥马哈海滩。

  在副官哈里·布契尔（Harry Butcher）的协助下，艾森豪威尔迅速得知了当晚的可怕损失，被激怒的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布契尔跟艾森豪威尔谈到，他担心这些年轻的美国军官在演习时“缺乏韧性和警觉性”。事实上，许多目击者视这场灾难为可怕的预兆。但对艾森豪威尔和盟军最高司令部而言，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沉船上有十名军官，是极少数知道诺曼底登陆确切位置的知情人士——现在他们全都下落不明。

  这会儿，事情迅速演变成一场比赛：谁能先找到这些官员？——艾森豪威尔，还是隆美尔？如果他们落入德军手中，这将会成为一场最致命的灾难。美国人和英国人都陷入了恐慌，马上开始大规模搜索海湾水域，寻找他们。

  罗斯福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正在休养的他对此毫不知情。没有人告知总统。他注射的可待因药效已过，但疼痛还在。他仍感觉非常不舒服，遵守医嘱卧床休息。这一次他很听线月发给丘吉尔的那份电报，揶揄因肺炎卧床休息的英国首相。“圣经说你必须听医生的话”。总统从华盛顿寄出的信里写道，“但在这一刻，我不能沉浸在吟诗作对的享乐之中了”。他的房间壁炉上有一幅蚀刻版画，画的是他的母校哈佛在1876年的划船比赛中赢了牛津。当然，罗斯福现在进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比赛：坚持到“霸王行动”开辟第二战场。然而在他的指挥官像下棋一样指挥盟军和海军特遣队行动时，待在巴鲁克豪宅里的罗斯福几乎无法自行移动。

  尽管如此，他的决心从未动摇。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总统的健康得到改善，脸上的气色明显变好了。如一位记者报道的，“总统脸上的倦容已慢慢消去”，精神和风度已大有改善。他把酒量减小到每晚一杯半鸡尾酒，还把自己晒得“像浆果一样黑”。《》写道：“我们都非常高兴，他有机会从不得不背负的超负荷压力中解脱出来，休息和放松一个月。他好好利用了每一个小时。”罗斯福的助手威廉·哈西特同意此说法，他说自家老板“容光焕发、心情愉悦”，坚称自己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但哈西特也补充反对，“总统虽然气色不错，但很瘦，我担心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流感和支气管炎的感染，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已困扰他几个星期了”。

  5月7日，星期天的早晨，罗斯福的火车到达华盛顿后，洋洋得意地写信给哈里·霍普金斯说，他一天睡了12小时，坐在阳光下，没发过脾气，决定让全世界都见鬼去。

  他还开玩笑：“有趣的是世界并没有挂，我的信件篮里还有一堆可怕的东西，但大部分都已自问自答了。”

  但事实并非罗斯福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瘫痪的男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要将自由世界扛在肩头，这实在是这场战争最可笑的讽刺之一。

  1944年春天，就在犹太人的危机愈发深重，地面军事格局白热化的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迈入了他总统任期的第十一年——比乔治·华盛顿长三年，比亚伯拉罕·林肯长六年。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或者说对那些远在世界其他角落，处在纳粹铁拳下并知道他的人来说，罗斯福一直是这世上最卓越、最莫测的政治领袖。和他的战时盟友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他拥有令人叹服的个性，也有令人信服的性格特质，只要适时抛出巧妙的暗示，就能激发出民众狂热的激情，乃至深切的爱戴。1940年，当罗斯福为第三次竞选进行筹备时，他告诉的代表们，除非，否则不会参与竞选，而会场上的扬声器如是叫喊回应：“我们需要罗斯福……世界需要罗斯福！”

  他的谈话总是让人着迷，充满着接地气的智慧，还有精心穿插的幽默感。他的战时峰会是外交与悲剧式魅力的精妙结合——他无疑知晓何时该急流勇退，何时又该坚守立场。他那传奇性的炉边谈话具有启发性，激发了全国民众作战的热情，他那精心掩藏的狡黠以及锋芒毕露的、不容置喙的民主捍卫亦如此。

  尽管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在恶化，他非凡的决心和对战争必胜的笃定却几乎无人匹敌。也许，他别无选择。仅仅是在西方的舞台，热切倚靠他的领导力的千百万人已经形成了令人咋舌的数目：英国人、尚未丧失自由的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被敌人围困的卢森堡人、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约瑟夫·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也是如此，更不必提苏联人民。当然，还有欧洲和俄国境内数量急降的犹太人。

  62岁的罗斯福承担起比以往更繁重的领导责任。持续的疲倦和与病魔的抗争令他厌烦，目前他正尝试降低体重，以缓解胆囊的疼痛。他的脸变得憔悴，脖颈处的衬衫领口时常敞开着。他的血压还在不断升高，枯槁的皮肤看上去颜色瘆人。在胜利的角斗场上，他抗争的是自己的身体外加内心的敌人，还有轴心国和外部敌人。他是否曾感觉机会已经流逝？对此他缄口不提，无论是对他的看护，亲近的人，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还是在最享受的鸡尾酒时间，在备忘录的一角书写时，或是在构想战后和平时期的秩序时。然而，不管身体有多么不适，不管众人对他的要求有多矛盾，罗斯福始终了然于心：在同盟国的打击下，柏林——纳粹帝国的中心——正在战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溃败正在加速。

  眼下，罗斯福觉得自己只需要继续推进即可。此外，他相信之前的作为已形成了溢出效应。正如美国陆军部所说的，“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对深受敌人迫害的受害者们最有效的宽慰就是确保能迅速击垮轴心国”。

  这是真的吗？讽刺的是，这正中纳粹的下怀，人们的注意力被战场牵制住了，他们的奥斯维辛死亡机器正在秘密外衣的掩盖下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1944年5月，一场危机即将到达紧要关头：在“霸王行动”即将开启的战场上，和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

  在斯洛伐克，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一份副本被寄往伊斯坦布尔；第二份寄给了斯洛伐克犹太正教的拉比，他承诺会将副本偷偷带到瑞士，因为一旦到了那里，报告就能到达西方；第三份副本则会被送往布拉迪斯拉发的梵蒂冈教廷的代理人。不过，除罗斯福以外，报告最重要的接收者大概就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了。问询过弗尔巴中的人之中，有一个叫奥斯卡·克拉斯纳斯基的人将报告翻译成了匈牙利语，并将其交给了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负责人鲁道夫·卡斯特纳。因此，1944年5月初，委员会负责人和他的顾问们就已经拿到了报告，可那份报告就此被留在那里，藏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的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报告在布达佩斯或是别的地方发表、分享或公开。这是为什么？

  就在弗尔巴和韦茨勒重获自由的时候，阿道夫·艾希曼和一帮德国人正在布达佩斯的纳粹总部谋划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以混淆匈牙利犹太人和同盟国的视听，而此时，纳粹正在编织更广阔的陷阱、大屠杀和处决网络。他们开始和匈牙利犹太领导人进行交易，即所谓“以血换物资”。德国人提议，如果能够为纳粹提供硬物资，比如一万辆卡车（可能是用来抵抗苏联）以及茶、咖啡和糖，匈牙利的犹太人就可以免于一死。绝望地寻求一线生机的匈牙利犹太领导人愿意抓住德国人递来的稻草。他们派出了匈牙利救援委员会成员乔尔·布兰德（Joel Brand），作为代表参与谈判。5月19日，这位代表乘坐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了伊斯坦布尔，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提议。他说，只要同盟国同意这个提议，德国愿意释放数千名犹太人以示友好。然而，如果没有协议，犹太人仍然会被杀害。对此怀疑甚深的英国人扣留了布兰德，并于开罗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苏联方面则犹豫了，他们相信这是德国耍的诡计，意在与西方单独媾和。美国和英国也有很深的疑虑，美国战略情报局将其称为一个难以置信的纳粹阴谋。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纳粹到底是真心要“拯救”匈牙利犹太人，还是仅仅为了分隔犹太人和同盟国而精心设计了一个计谋。

  不过在那个时刻，这几乎无关紧要。从布达佩斯出发开往奥斯维辛的第一辆火车已经出发很久了，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开往目的地。

  当时弗尔巴和韦茨勒相信会在匈牙利掀起的轩然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这两个斯洛伐克犹太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希特勒的圈套，因为他们将报告直接送到了匈牙利犹太领导人的手上，后者正渴望逮住与纳粹单独交易的任何机会。于是，成千上百的犹太人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了咔嚓咔嚓的火车，缓缓地向死亡行进。

  正如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记录的，罗斯福是大体知晓这场即将发生的悲剧的，这很讽刺——尽管弗尔巴—韦茨勒的报告到达白宫的时间将会在几个月以后——丘吉尔也是如此。梵蒂冈是知情的，瑞士也一样。《》也清楚——他们手上甚至还没有弗尔巴—韦茨勒报告。悲痛欲绝的弗尔巴后来写道，匈牙利人的恐慌是比不上站在比克瑙焚尸炉前的受害者的。艾希曼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边和卡斯特纳抽烟，边讨价还价，请求“豁免那些真正的大拉比”，这样成千上万的被流放者才不会产生恐慌，而被有序安顿下来。

  因此，尽管诺曼底登陆的大军已经聚集在英吉利海峡，希特勒关于毁灭纳粹可及范围内所有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也在付诸行动——原先，人们相信那里的犹太人是不会被连累的。如果西方在5月期待的是“霸王行动”，那么在东方，人们等待的则是欧洲剩下的最后一批犹太人——匈牙利犹太人——的结局。

  自战争伊始，亲近纳粹的匈牙利政府便已尽可能地允许其依旧完整的大规模犹太社区不受侵扰地生活，那里居住着约75万人。这让易怒的希特勒很难忍受，对于匈牙利会和同盟国单独媾和的可能，他更加不能容忍。于是，希特勒通过恫吓和勒索并用（甚至还使出威胁匈牙利元首家人的阴招），强行在匈牙利建立起能够随时待命的傀儡政权。1944年3月19日，德国完成了对匈牙利的接管，德国突击队在街道上集结，大步流星地向布达佩斯挺进，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恐怖大屠杀的策划者——纳粹党卫军。那一夜，他们的脚步声响彻匈牙利的上空。由此，犹太人的命运似乎已经锁定。

  几天之内，在精心设计的欺骗性表象下，国家被划分成6个区。到了4月15日，匈牙利全境的犹太人就已经被赶入了犹太人区。他们被无情地强拖进拘留所，或是被一齐猛推入运畜拖车。对那些看似幸运地找到了安全藏身之地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很快就被抓获。

  犹太人的生活正在土崩瓦解：愤怒的男人在祈祷，惊惶的母亲正为了行程打包食物，温柔地给孩子们洗澡。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贵重物品缝入小布袋中，或是系在衣服下面。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他们尽可能地塞满行李，并留心带上孩子最好的外套、尿布，自然还有玩具、泰迪熊和婴儿毯，以及无数唯有父母才不会落下的其他杂物。接下来是无眠的夜晚，还有对未知未来的恐惧。他们是要去某些偏远地区的安置营吗？是要与所爱的人分离吗？

  无论是包姚（Baja）、鲁塞尼亚（Ruthenia）还是凯奇凯梅特（Kecskemet），遍地都是混乱和困惑。纳粹冲锋队席卷每一座城市的街道，疯狂地发动围捕。整个家庭都被拖走，身后留下没有喝完的汤和等着被揉合的面团、书籍、包袋，还有像垃圾一般满地散落的物品，等着当地抢匪或是有想法的匈牙利大兵到来。摆在犹太人面前的是最后一站和最终的关卡，那里是全欧洲犹太人接受屠杀的集中地，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讽刺的是，很多人身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好像要去剧院，或是为参加一场婚礼的周末旅途启程。

  “所有犹太人，出去——出去，”党卫军叫喊道，“站好队。不要推搡。谁敢反抗就毙了谁。”

  很快，火车站被成千上万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面色铁青，嘴里牢骚不断。老人、病患、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孩的女人、富翁和穷人都在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尽管已有两辆满载的火车在4月底离开了，第一批大规模驱逐在5月14日才正式开始。那是一辆载有4000名犹太男女儿童的火车，所有人都被党卫军强行赶入40节密封的车厢——如同将一辆公交汽车里的人塞进了一个扫帚间。不考虑年龄和病弱，人性也不重要，当然也不存在同情，每一节车厢就这么被填满了80个人，直到透不进光线，空气也变得稀薄。然后是被封死的门。日复一日，一辆又一辆诸如此类的运畜拖车向西北方向前进。此时，围捕行动不仅在匈牙利全境继续，也在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法国甚至波兰本国进行着。

  在运畜拖车的门被关牢后，党卫军下令出发，一声尖厉的鸣笛，火车开动了。当火车头化作地平线上一缕模糊的烟时，被关在车厢内的人开始与自己失控的情绪角力。他们害怕和绝望，既想放弃又抱有决心，除了集体的恐慌，还有个人的忧伤。这是在去纳粹劳动营的路上？他们低声问着彼此，还是在前往被党卫军枪决的途中？几乎无人能回答，有勇气去想象一切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他们对先前的运送毫不知情，比如已经到达的火车载满6000多具尸体，那些躯体的眼睛仍旧诡异地睁着，松弛的嘴唇好像在凄惨地喘着气，这些被放逐的人是因缺氧而殒命的。他们也不知道，有一辆火车装着4000名12岁以下的儿童，这些孩子是被残忍地从父母身边拖走的，每一个都在绝望地期盼能有一点